性，最失敗的教育

    一、“我要感謝你，在發生這種行為之前，想到了給我打個電話”

    2004年6月的一天，《中國中學生報》編輯吳若梅接了一個冗長的電話，是一個高一男生打來的，他的目的是要向吳若梅宣告：我要和異性發生性關系，馬上！

    “行啊。”吳若梅不動聲色地回答，“可是，為什么呢？”

    “我周圍同學都有了，我也得有。”男生說。“行啊。”吳若梅還是那種緩慢的語調，“那你和誰啊？”

    “和我女朋友啊！”男生說。

    “好啊。可如果想和女朋友發生這種關系，就得有個長遠打算吧？你愛她嗎？打算和她結婚嗎？”

    “我們倆長不了，高考完肯定分手。”“哦？為什么？”

    “我根本不喜歡她。但是我們班男生都有女朋友，我也得找一個就找了她。她特別喜歡我。”

    “那你和她商量過嗎？”

    “沒有。但我知道如果我強烈要求，她一定會同意。”

    “可是你想過沒有，如果你將來的妻子，在結婚前和別人發生過性關系，那你……”

    “那絕對不行！”沒等吳若梅說完，男生斬釘截鐵地接道。

    “哦，那你想，你將來肯定要和這個女朋友分手，如果她將來碰到一個和你有一樣想法的丈夫，那你不是把她害了嗎？”

    “嗯……那也是……”男生猶豫了半天，又執著地說：“那你看這樣，我去找‘小姐’行不行？”

    “行啊！當然可以。”吳若梅心里咯噔了一下，“可是找小姐，你要考慮到安全問題。即便采取了安全措施，也不能保證百分之百不出問題呀……如果這些我們都不考慮，還有法律問題呢？你現在閉上眼睛，試著想像一下，警察進來了，把你抓住了，他會問你問題，比如：你叫什么？你的身份證呢？你還是個學生吧，哪個學校的？……我可以跟你打賭，不出4個問題，就能把你問哭，你信嗎……”

    來來回回40多分鐘，那個男生最后嘆了口氣說：“吳老師，你說服我了，我不做了。”聽到這句話后，吳若梅終于松了口氣，說：“我很感謝你。”“謝什么？”男孩兒大惑不解。“我要感謝你，在發生這種行為之前，想到了給我打個電話。而不是草草地就進行了。感謝你這么信任我。”

    話雖這么說，吳若梅心里依然很沉重。她從事了12年的青春期性教育工作，對她來說“這樣的事太多了”。成百上千封信中，“講女生懷孕的事兒，每星期至少會有一封。”而就在不久前的北京市中考體檢中，某區就檢查出了3位已經懷孕兩三個月的女中學生。

    在大家還在討論性教育“應不應該進行”和“如何進行”時，青春期的孩子們早已開始了行動。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書，將人們的視線引向這個令人吃驚的領域。這本書名為《藏在書包里的玫瑰————校園性問題訪談實錄》（以下簡稱《玫瑰》），作者通過對13位在中學階段發生過性行為的學生進行調查式的訪談，得出的結論讓人瞠目———

    在這13位中學階段發生性行為的學生中：半數以上是師生公認的好學生；1／3來自重點中學甚至是名聲顯赫的學校；他們初次發生性行為時100％不用安全套；他們有過性行為的事實，父母與教師100％不知道；他們對學校與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滿意。

    二、“對于這些孩子來講，接受這個訪問，都帶有一點自我總結的性質”

    看過這本書的人，都會敬佩這兩位編采。

    對張引墨來講，事實遠不如人們想像得那樣復雜。

    “我幾乎是被動的。”她笑著說。當她把作這個研究的打算散布出去后，她更多的只是等待。在近一年的時間里，她碰到的多是這樣的情景———一位受訪者打電話來：今天就見面吧。

    張引墨：今天我太累了，能換個時間嗎？

    受訪者：不行！就今天。也許明天我就不想講了。

    于是，張引墨常常在結束白天的工作后，疲憊地趕到約定地點————通常是一家肯德基或麥當勞，要兩杯飲料，就著薯條和烤雞翅，開始談論這個被大多數人認為難于啟齒的話題。

    張引墨講述的一件事讓《玫瑰》的另一個作者孫云曉念念不忘。

    那是《中外少年》的一個中學生記者和他的同學一起出去玩，到了晚上休息的時候，學生們很自然地便一男一女地進了房間。“根本沒有刻意地安排，而是孩子們覺得誰該和誰一起住，就和誰一起住。”這個小記者當時正上高中二年級。

    另外一件事則帶點悲劇色彩：張引墨的一位中學生朋友高考沒有考好，因為在高考前一個月，她陪自己的好朋友去醫院墮胎。更慘的是，墮胎之后的一個星期，這個女孩子還堅持參加了體育課的1000米達標測驗。也正因為此，在以后的體檢中，她的腹部永遠留下了一塊陰影。這個女孩子后來考上了一所醫科大學，每當上婦科學這門課時，她都后悔不已，并且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喪失了當媽媽的能力。

    孫云曉從這兩個故事里感受到了一種“變遷的暗流”。

    “我感到非常驚訝。現在的青春期孩子，早已從青春期的情感萌動，向勇敢嘗試性行為轉變。這意味著中國正在邁進一場靜悄悄的青春期性革命，如果不加以正確引導，西方上世紀1960年代的性解放思潮，也許就會在中國上演。”

    更多的人，則是好奇地想試試，帶著一種“成長的愿望”，還夾雜著“別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態。

    “你不能理解嗎？”張引墨問道：“我非常能夠理解他們。他們覺得他們在愛，他們希望有個方式表達。現在打開電視，登錄任何一個網站，甚至走在馬路上，全世界能夠看到的表達愛的方式就是這樣。”

    三、“不和父母說，這是我生活的基礎，是我的信仰，比宗教還厲害的信仰”

    在《玫瑰》中，和13位中學生口述記錄占相同比例的，是專家的分析、建議和大量的性科學知識，從兩性生理結構的不同，成長中各個階段的特征，到如何保護生殖器官、欲望的產生、避孕知識及墮胎可能產生的危害。

    “生理衛生課？我覺得那是遠遠不夠的。”孫云曉說：“現在的生理衛生或青春期教育課，最多可以告訴他們的，是一個受精卵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呢？他們一無所知。形成受精卵的性交過程是什么樣的？一次做愛受孕的幾率有多少？安全期是哪幾天？哪些傳染病是通過性途徑傳播的？懷孕怎么辦？征兆有哪些？流產的方式和危害是什么……

    這些對于青春期的孩子來說，是最重要的‘知情權’。但我們不講。

    一個高一發生首次性行為的男生，形容整個過程很“粗糙”：“比如說，應該有個很好的環境吧。最好能洗個澡……反正我在心里是特別狼狽的……而且我們的動作也毫無美感可。……”

    另一個在高三時首次發生性行為的女生說：“我們是為了接吻而接吻，為做愛而做愛，為了證明什么所以要發生一件事情。”

    “父母和孩子的感情比較敏感，他們會帶有一種‘所屬態度’去看：‘你是我身上掉下來的肉，你不能輕易讓人碰’。”這是一個受訪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她的一個朋友曾對她說：“不和父母說，這是我生活的基礎，是我的信仰，比宗教還厲害的信仰。”

    四、“都在譴責孩子，早戀，去網吧，發生性行為，可誰去站在他們的角度想過：他們到底需要什么？”

    問題似乎遠遠不是發生性行為本身那么簡單。

    讓人印象頗深的，是受訪的13個孩子中，在描述擁抱或接吻的感受時，很多使用了“溫暖”這個詞。

    “在大都市里，孩子們都住在一個一個的單元里，孤單單的。”一位高三時發生性行為的女孩兒，在接受訪問時說：“如果突然有一天，一個男孩或一個女孩進入到你的生活里來，就會覺得這個男孩或女孩對你，要比你的父母對你好得多。”

    這種孤單的感覺，張引墨認為成人是根本無法了解的：他們很早就要起床、上學、上課，激烈的競爭使同學間也很難產生真正的友情。然后是放學回家，他們要寫作業，家長也盡量不去打擾他們，就是有交談，內容也全部是學習和考試。深夜，睡覺，睡醒了，又開始同樣的一天。

    “一個女孩子跟我說：放學回到家的那一刻，真正的孤獨就開始了。”引墨突然控制不住地流淚了：“都在譴責孩子，早戀，去網吧，發生性行為，可誰去站在他們的角度想過：他們到底需要什么？”他們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有時是盲目的，有時則帶有功利色彩。當然，還包括一點“成人”的儀式和可以炫耀的資本。

    孫云曉一直呼吁在青春期學生中舉辦集體舞會，稱其為“陽光下的性教育”。“在那種場合里，男生女生可以拉手，可以有適當的身體接觸，同時又交換舞伴……”

    五、“最后的決定，是個對自己和他人都負責任的決定”

    在大多數家長的印象中，青春期性行為最重大的后果莫過于“懷孕”。但其實對孩子來講，這雖然也是一件“天大的事”，但遠不如“讓家長和學校知道”更大。

    就在前不久，吳若梅接到一對青春期戀人的求助電話———女孩子懷孕了，而且已經有10周了。這兩個高三的孩子，都是“被老師看好的學生”，他們遲遲沒有去做手術，就是因為不想讓家長知道。他們向吳若梅打聽哪里會比較便宜。據他們所知，最便宜也要400多元錢，這對于普通家庭的孩子來說，不是個小數目。

    在張引墨收到的來信中，一封女孩子的信讓人不寒而栗：

    “……后來跟一個認識才四天、交往才半天的男朋友做了，好后悔。我怎么就這么賤啊，就這么簡單、輕易地把女孩子最寶貴的東西給出去了，我就像潘金蓮一樣是個蕩婦……后來，我懷過一次孕，因為太小了，只能買藥吃，吃了之后有人告訴我，如果感染了，大出血，還會死人……害怕學校和家里發現，每天就背著書包裝著去上學，然后一個人跑到公園亭子里坐著，四面都吹著冷風，就蜷縮在角落里。……”

    《玫瑰》中的一個女孩子也產生了類似的想法：“我覺得，以后為了賺錢，去做＇雞＇什么的，也無所謂了……”事隔幾年，她順利地升入一所重點大學，并重新開始一段真正的戀情后，才漸漸走出這個陰影：“其實這個問題的關鍵和實質是：你有沒有愛自己。”她用了5年青春，終于“想明白”了這個道理。

    在吳若梅的工作經驗中，這種引導是建立在平等、友善和誠懇的氛圍中的，永遠不能對孩子說：“不行，你不能那樣做，那是錯的。每個孩子都希望你的回答是針對他個人的，因為他和別人不一樣。”

    《玫瑰》中的一個受訪者，在結束中學生活3年后，對那段經歷做了這樣的描述：愛情是把鋒利無比的劍，學會愛是項很強大的生活本領。我用血和淚換取了“愛”的經驗，得到了與異性相處的“真諦”，連滾帶爬地長大，想想，真是太不容易了。

    一個聽完我采訪的故事的學者沉默良久，感嘆說：“現代教育有兩個高于一切的目標，一個是培養合格公民；另一個是培養心智和情感健全的人——在社會、學校和家長的滔滔功利壓迫下，這兩個教育目標都是最失敗的！”

    誰來承擔這個責任？讓孩子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