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的文明病――強迫癥

　　連續幾個小時沒完沒了地沐浴，不停地去察看爐子，房門是否已關好……許多德國人都受著這樣的煎熬。

　　現在已經有可能幫助他們擺脫這種困擾了。

　　“過去我每天洗澡用12小時”，帕施回憶道，“皮膚都給擦傷了，我只能裹在一條浴巾里，一動不動地睡覺”。他56歲時就提前退休了。有一天，與他一起生活了半輩子的妻子，也開始自愿幫助他完成這種強迫性的清潔方式。

　　這樣的狂熱行為令人痛苦，但卻愈演愈烈。幾年來堆放在寫字臺或沙發上的資料，帕施不許別人碰一碰。有時，他甚至因為害怕在自己的床上睡覺而干脆在洗臉池下面露營。有時候，他為了躲開家里的清潔方式而逃入旅館。他每個月花在清潔和護膚品上的錢就達1500馬克；為了那受虐待的皮膚，他還需要藥品。他還要為用水加付1000馬克，總的說來，他的這種病每個月要吞掉3000馬克。

　　隨著時間的推移，帕施除了這種清潔強迫癥，還得了檢查強迫癥、數據強迫癥，而且受著那些強迫思想的折磨。這是世上最糟糕的精神疾病，帕施說：它把一個人推到瘋狂的邊緣，推入與世隔絕的世界。

　　據專家估計，在德國患有強迫癥的人超過100萬人。有的強迫癥患者不停地洗澡，有的在自己家里不停地清洗、吸塵、擦拭、給家具上光，一直忙活到深夜。患有檢查強迫癥的人，總是擔憂地跑到爐子前面，察看爐子關好了沒有，房門鎖好了沒有；患有收藏強迫癥的人，在家里塞滿了沒有用的破爛，這些東西他們是絕不會扔掉的；重復強迫癥的患者，可以在一段樓梯上下五六次；強迫“秩序家”，一定會嚴格按照規則來安排他的日常生活和周圍世界：他為整整一個星期的日常事務制定了再詳細不過的時間表，他會花幾個小時來對齊桌上一疊紙的右角。其他患者會不停地數數，至于數什么，是無所謂的。所有這些強迫癥行為都是一種痛苦，損害了人們的生活，患者也完全能夠意識到這種病的荒謬，知道他們并不像精神錯亂病患者那樣“受遙控”或者“精神不正常”，也不會像一般所說的那樣“發了瘋”，雖然他們也害怕真的變成那樣，特別是當頑固的強迫思想折磨他們的時候。

　　由于缺乏對強迫癥的生理原因的認識，在前幾十年，對強迫癥的治療往往是不正確的，治愈率也是很低的。現在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這要歸功于心理學方面關于大腦研究的新思想：精神病學家和生物化學家已經發現，強迫癥與患者大腦內傳遞信息的物質的調節有關。由于這種物質的調節發生了問題，大腦中專門負責控制人的行為的區域就會發出錯誤的沖動信號。

　　有了這個發現，就有可能有效地治療強迫癥了。心理學家成功地研究出了行為療法，不是讓病人躺在沙發椅上，而是通過一個訓練計劃讓他重復面對他以前害怕的誘惑。他必須忍受呆在比較臟的地方，只許正常洗澡，不許收藏東西。這樣他就能學會面對那些強迫，削弱那些強迫，壓抑那些強迫。

　　德國心理學教授庫爾發現，在強迫癥患者身上，他們“精神上的免疫系統”很容易失去平衡。對特別“敏感”的病人來說，別人說一句，“把皮鞋擦得锃亮是非常重要的”，就足夠使病人產生沖動，沒完沒了地擦他的皮鞋。

　　在醫學上與強迫癥有緊密關系的是各種各樣的“強迫性障礙”。這些障礙有自虐性后果，例如，飲食障礙，或者不由自主地撕扯自己的頭發。

　　漢堡人安東尼娜能夠清楚地想起她是怎么得病的：“我從小就有輕度的行走障礙，年輕時做了一次腳部手術。我躺在醫院里不能動，感到非常無助。但是護士讓我和兩個比我小的調皮男孩住在一間病房里，恰恰又要我來使他們倆安靜下來。”由于父母分開，她感到非常難受。出院3個月后，這個溫和的、過于疲弱的孩子又被送去療養6個星期。“我知道父母是為了我好，但是我有個感覺，覺得沒有人要我了，他們干脆把我送走。我當時正當青春期，特別敏感。我的同屋人整天嚷著想家，護士就讓我安慰她，因為我看起來是那么堅強。我躺在床上，再也無法忍受下去，開始撕扯自己的頭發。我仿佛沉浸在冥想之中，并不覺得痛。”

　　安東尼娜多年來都無法擺脫這種毛病，1999年她才第一次努力接受治療。嘗試多次后，她終于能控制自己的強迫行為了。帕施和安東尼娜都知道，定期治療能夠大大改善他們的生活，即使過分為止還沒有完全治愈的病人，他們也已經重新獲得疾病從他們那兒偷去的自我控制能力。“我已經戰勝了洗澡強迫癥”帕施說，現在每天只和水接觸半個小時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