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我們愛聽故事？我們對聽故事的熱愛，揭示了大腦的工作原理。

　　在2004 年的電影《特洛伊》（Troy）中，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對埃里克·巴納（Eric Bana） 說：“獅子與人之間沒有約定。”他并不是在背誦出自某位好萊塢劇作家之手的精妙臺詞，而是在用英語重復著2，000多年前荷馬（Homer）用希臘語寫下的《伊里亞特》（Iliad） 中阿喀琉斯（Achiles）的名言。從最初的口耳相傳，到各種文字版本，再到最新的電影改編本，這個關于特洛伊戰爭的故事俘虜了一代又一代人。電影《特洛伊》在世界范圍內的巨大成功，證明這個超越了時間、語言和文化界限的故事至今魅力不減。

　　然而，那些流傳于世的故事并不僅僅是為了娛樂。最近，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對人類講故事的愛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什么我們的大腦熱衷于享受故事？一個故事對情感和認知方面的作用，如何影響我們的信念以及在真實世界中的決定？

　　這些問題的答案，似乎根植于人類這種社會性動物的歷史之中。我們向一些人講述有關另一些人的故事，故事幫助我們洞察社會的每一步變化。安全、虛構的故事世界可作為一種訓練場所，我們可以練習與他人交流，熟悉社會習俗與規則。故事還具有獨特的說服力和激發他人的作用，因為它會調用我們的情感和移情能力。

　　一個好故事

　　好故事能夠引起讀者共鳴。讀者的認知和經歷，能夠使他們對故事情景、內容和角色產生心理真實感。

　　講故事是人類共有的少數特性之一，這種特性真切地跨越人類文明，貫穿所有已知歷史。人類學家發現民間故事遍布古代文明的各個角落：梵語的、拉丁語的、希臘語的、漢語的、古埃及語的、蘇美爾語的。從原始部落的說書人，到成百上千萬殫精竭慮落字成書及電視、電影劇本的作家，所有類型的社會人都在編織著故事。當一種特有行為在多種社會中屢次出現時，研究者就會提高警惕：這種行為的根源可能關乎我們的進化歷程。

　　為了探尋講故事的奧秘，科學家必須首先定義是什么構成了一個故事。這的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因為故事有太多不同的體裁，學者經常通過解釋“它不是什么”來對故事（所謂的敘事體）構成進行定義。相比于敘事體，對說明體的解釋更加簡單直接，如一個事實列表或一個百科全書條目；另一種標準方法，是將敘事定義為一系列隨時間展開的、因果相連的事件；第三種方法則是由典型的敘事主題來定義，即擁有不同動機的有意識主體（人物角色）間的交流。

　　不管如何定義，我們接觸到故事的時候就會知道它是故事。無論是小說還是紀實文學，一段敘述總會通過心理真實感（可認知的情緒和角色間可信的互動）引起讀者的共鳴。“每個人都擁有一個心理真實感的探測器，”加拿大多倫多約克大學心理學助理教授雷蒙德·A·馬爾（Raymond A。 Mar）說，“我們能夠分辨出那些聽起來不真實的事情。”

　　最優秀的故事（那些世代傳誦且譯成多種文字的故事）絕不僅僅是“可信”的。這些故事將聽眾的情感牢牢牽系在故事中人物的情感上，從而且俘虜了他們。這種沉浸狀態被心理學家稱作“敘事轉移”（narrative transport）。

　　研究者剛剛才開始厘清引發敘事轉移的各類可變因素間的關系。在2004 年的一項研究中，現就職于美國北卡羅來納范德比爾特大學查佩希爾分校的心理學家梅拉妮·C·格林（Melanie C。 Green）指出，先前的知識和生活經歷會影響沉浸體驗。自愿者閱讀了一篇有關一名男同性戀者參加大學兄弟會重聚的小故事，那些有朋友或家庭成員是同性戀的自愿者報告說，他們產生了更為強烈的敘事轉移，并感到故事中的事件、情節設置和人物角色更加真實；有過兄弟會或婦女聯誼會經歷的參與者也產生了比較強烈的敘事轉移。“熟悉情境有助于產生敘事轉移，對角色的認同也有助于轉移產生，”格林解釋道。

　　在另外一項研究中，格林發現，那些在移情測試中表現更好，或察覺他人情緒能力更強的人，對任何故事都更容易發生轉移。“看起來存在數量合理的可變因素，使人們能夠被Hallmark（一個品牌）廣告所吸引。”格林說道。

　　設身處地

　　人類具有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人們樂于為周圍世界編織故事。

　　人類具有將自己置于他人處境的能力，移情能力是這種強大能力的一部分——這樣，我們就可以了解另一實體的精神狀態（意識、意圖）。這種名為心理推理的能力，對人際交往和公共生活至關重要，對理解故事同樣重要。

　　在四五歲時，孩子開始發展心理推理能力。2007 年的一項研究中，加拿大安大略滑鐵盧大學心理學家丹尼爾·奧尼爾（Daniela O'Neill） 和麗貝卡· 舒爾蒂斯（Rebecca Shultis）發現，五歲的孩子能夠追隨一個虛構角色的想法，三歲的孩子卻做不到。孩子們在畜棚和原野上都看到了母牛模型，接下來研究者告訴他們：一位坐在畜棚里的農夫正想著要給原野上的那頭母牛擠奶，而后要求孩子們指出農夫想要為哪頭母牛擠奶。三歲的孩子指向了畜棚里的那頭——他們難以理解農夫對原野母牛的想法，五歲的孩子卻指向了原野上的那頭牛，論證了心理推理能力。

　　或許是因為心理推理對社會生活至關重要，一旦我們擁有了這種能力，便企圖四處推想他人心理，為每樣東西編織故事。在1944 年的一項經典研究中，當時任職于美國史密斯女子學院的弗里茨· 海德（Fritz Heider）和瑪麗－安·西梅爾（Mary-Ann Simmel）巧妙地證實了這一傾向。他們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動畫短片，內容為一對三角和一個圓在一個方塊周圍移動，并詢問發生了什么事。受試者對此情境的描述，就好像這些幾何圖形是有目的和動機的——例如：“圓正在追趕三角”。此后的眾多研究確認了人類的這種偏好，即為周圍所看到的任何事物賦予角色和編織故事。

　　人類極易幻想的進化優勢是什么？“有人可能會認為自然選擇已經摒棄了人們進入虛幻世界的傾向，而只能參與真實世界的活動，” 在2007 年4 月號的《哲學與文學》（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中，美國哈佛大學進化心理學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反駁了這一主張。他認定故事是社會群體中，個體學習建立和發展人際關系的一種重要工具。絕大多數科學家開始贊同這一觀點：既然故事對人們有如此強烈而又普遍的吸引力，那么講故事和欣賞故事的神經基礎，就很可能與社會認知的關鍵部分緊密相關。

　　我們可以進一步假設：隨著我們的祖先進化出群居的生活方式，人們必須弄清楚日益復雜的社會關系。在一個社會群體中生活，需要時刻洞悉群體中都有哪些人，他們在做些什么。有什么方法比講故事更利于傳播這樣的信息呢？

　　“如果你正接受飛行員訓練，你就會花時間研究飛行模擬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應用認知心理學教授基斯·奧特利（Keith Oatley）說。奧特利和馬爾的初步研究表明，故事可以擔當社會生活的“飛行模擬器”。2006 年的一項研究，暗示了享受故事和良好社交能力之間的聯系。研究者憑借自我報告和評估測試確定了94 名學生的社交能力和移情能力，并調查了這些學生對敘述體小說作者和非敘述體紀實文學作者名字的熟悉情況。他們發現，更喜歡小說的學生在社交能力和移情測試上往往表現更好。盡管結果令人興奮，但研究者提醒：此項研究并沒有探清兩者間的因果關系——可能正如研究者猜想的那樣，對故事的喜愛鍛煉了社交技能，但也有可能恰恰相反，鐘愛社交的個體更喜歡讀小說。

　　腦成像研究顯示，觀看真人與觀看動畫人物時產生的興奮模式相似，這一研究支持了故事可作為真實生活練習場這一觀點。2007 年，馬爾以2001 年上映的電影《夢醒人生》（Waking Life）為材料進行了一項研究。電影中真人演員的鏡頭被描摹成動畫形象。馬爾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儀對自愿者的大腦進行掃描，對比他們觀看真人鏡頭和相應的動畫鏡頭的大腦成像。在觀看真人鏡頭時，與處理生物運動有關的上顳葉回和顳葉頂葉結合部強烈興奮；在觀看動畫鏡頭時，相同的區域興奮，只是程度較弱。“這一區別可能就是我們區分虛幻與真實的基礎，”馬爾說道

　　心理學家研究我們的愛情故事，借以尋找與人類進化歷史有關的線索。與此同時，另外一些研究者已開始考察所有文化中的故事主題和角色類型。他們的工作揭示出了一種普遍的相似性，反映的可能是一種進化后人類所共有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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