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90年前，彼得·德魯克差不多八九歲的時候，見到了當時已經在歐洲聲譽日隆的精神分析大師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再怎么著名的學術巨擘，對于一個八九歲的懵懂孩童?a target="_blank" class=blue>唇病Ｋ坪醪⒉瘓哂懈嗟囊庖濉５牽褪欽獯我簧杏刖穹治齟笫Φ奈┮患媯諦〉侶晨擻字傻男牧櫓辛糲鋁擻∠蟆Ｒ蛭改蓋椎鬧匾嶁眩〉侶晨松釕羆親×爍ヂ逡戀隆?/P>

　　他的父母是這樣對他說的：“你要好好記住這一天”，你剛剛遇見的人是奧地利，噢。或許該說是在歐洲最重要的人了。”

　　八九歲的孩子似乎還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重要性究竟何在；小德魯克反問道：“比皇帝更重要嗎?”

　　他的父親簡捷爽快地回答說：“是的，比皇帝還重要。”

　　盡管不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粉絲”。盡管時常還會對弗氏的學說提出這樣那樣的批評，小德魯克的父母還是不吝譽詞，對這位歐洲最重要的知識分子之一表示了至高的尊重。與弗洛伊德的見面對小德魯克日后成為一代管理宗師是否有促進作用，我們無法妄斷，不過，父母親對知識的崇敬之心，對知識分子的景仰之情，無疑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熏陶，推動著小德魯克對知識的孜孜以求。

　　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看法和態度，是衡量一個社會健康與理性程度的標桿。像樣和體面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存在，不啻是社會的福音，因為正是那些優秀的知識分子，引領著大眾理性的發展，催生著健全的時代精神。這也正是人們推崇知識分子、神圣化大學校園的原因所在。

　　與將近100年前的時代狀況相比，我們當下的時代精神有著怎樣的進展?兩相對照。可能使許多人大為失望。的確，現時代的物質狀況已經比古希臘甚至一個世紀前大為改善，即便如此，有多少人敢于斷言。今人的心智已經遠遠超乎古希臘人了呢?

　　5年前，英國的BBC曾經做過一個由5500名英國民眾參加的民意調查，調查公眾心目中有史以來“100位最偉大的英國人”。結果顯示，溫斯頓·丘吉爾排名居首，戴安娜王妃排名第三，伊麗莎白一世女王和奧利弗·克倫威爾分別排在第七和第十位。盡管達爾文、莎士比亞和牛頓分別排在第四、第五和第六名，已經體現了公眾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應有尊重，但是。在前100位名錄中，大衛·貝克漢姆和J·K·羅琳等大眾明星有位，諸如亞當·斯密、馬歇爾、凱恩斯、羅素等等對英國的思想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的頂尖知識分子卻暫付闕如。在這份名錄中，“皇帝們”仍然高昂著他們的頭，占據著極其顯要的位置，那些比弗洛伊德更重要的知識分子并沒有享受到“比皇帝還重要”的榮譽。21世紀初5500名英國公眾所代表的平均心智，并沒有能超出近百年前小德魯克父母的水準。

　　持有歷史進化論立場的人們，在這種兩相對照面前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