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我和太太從北方的一座小城辭職來到杭州。太太在一家報社做編輯，我則繼續做著我的老本行——電臺的DJ。

　　我們借住在朋友的一棟老宅里，很老的房子，在離西湖不遠的一條小弄堂里，已經有3年的時間。里面還有四五戶人家，跟那些嘰嘰喳喳講著南方方言的人，我們少有往來。

　　院子里有一個大大的鐵門，上面有一把巨大的鎖，院子里的每一個都有一把鐵門上的鑰匙。我們的鐵門鑰匙一直以來都在太太手中。也不知道是怎樣形成的習慣，每一個住在院子里的人，從外面奔波回來，把自行車推進院子后，哪怕是在大白天，也要順手把院門鎖上。有時我在想，是否是因為南方人比北方人要警惕。

　　事情發生在那個炎熱的午后。

　　那時我做的是下午點檔的一個音樂節目。我通常是在直播開始前的半個小時趕到電臺。在夏天我有午睡的習慣。太太那天正好在報社拼版，在午不會回來。

　　平時午睡都是太太叫我起床，那天我就睡過了頭，醒來的時候離直直播只有半小時了。以往的這個時候，我已坐在辦公室里抱著一堆唱片準備進直播間了。我睡眼惺忪地爬起來，走到院子里，看到鐵門上的大黑鎖，這才想起鑰匙在太太的手上。我首先看在院子里是否還有其他的人，結果我發現整個院子里只有我一個人。

　　我手忙腳亂了起來。院墻出奇地高，我知道我根本做不到“狗急跳墻”，房間里又沒有裝電話。

　　我在院子里急得直跺腳。我站在鐵門邊，像是一個渴望自由的囚犯。然后通過門縫我看到了他。他是一個正好從弄堂里經過的小乞丐。他還是一個孩子，不會超過10歲。炎夏的午后，他只穿著一條臟兮兮的大短褲，頭發零亂得像是一蓬稻草，一只手緊緊地抓著背上的袋子，仿佛里面裝滿了寶物。

　　我喊住他，我想請他去巷口給太太打個電話。似乎也只有這個辦法了。在我開口之前我首先想的是我是否應該先給他一點零錢作為一種報酬。我翻遍我的口袋，除了張百元的紙幣便什么也沒有了。我有些尷尬，我似乎還無法做到把100元當做是“零錢”給一個乞丐。

　　我飛快地跑回屋子想找出一些零錢，沒有成功。然后我看到櫥柜里放著的兩個大大的昨晚剩下的饅頭。隔著鐵門，我把那兩只還很松軟的饅頭遞給了他。我看得出他很高興，他用蚊子一樣的聲音向我道謝，轉身準備離開。我叫住他，很簡短地告訴他我需要他去巷口那個公用電話亭幫我打個電話，并把一張百元紙幣放在了他的手掌上。他看了看手里的那張紙幣，然后又盾了盾我。我試著對他微笑，隔著門，我再資助對他說，我需要你的幫助，我非常著急。然后我看到他飛快地向弄堂奔去。

　　10分鐘以后他還沒有回來，我想他不會回來了。當時我給自己的安慰是，他不回來的是對的——他不理一個愚笨的孩子。

　　然后我的鄰居回來了，鄰居打開了鐵門。我借了鄰居的錢飛奔到大街上去攔的士。

　　直播沒有延誤。

　　晚上問起太慶，她說沒人打電話給她。我笑著對太太說我白信任那個孩子也。太太笑我。我和太太一致認為那個孩子把錢拿去改善生活了。也只是如此而已。我和太太的生活一如既往。

　　兩個月以后的一天，我和太太在忙著搬家。有文華路上，我們終于分期付款有了自己的房子。大鐵門敞開著，我和太慶與那些搬家公司的人一起忙里忙外。太太突然對我說，門口有人叮著你看呢，順著太太的目光望過去時，釘就愣住了：居然是那個小孩！

　　他怯怯地站在門口一動不動地看著我，似乎已經很久。我看他的時候，他的眉字微微地舒展了一下，然后，他伸出他的拳著，緩緩攤開自己的掌心。

　　是一張揉成一團的百元紙幣。他把那只手伸給我，黑亮的眼睛望著我和太太。他似乎是個一貫沉默的孩子。

　　他還用那種蚊子般細小的聲音說道，那天，那天我是去準備打電話的……

　　那天他沿著長長的巷子剛跑出去，一輛突如其來的小面包車把他的腿撞傷了。他的小伙伴救了他，他在他簡陋的房間里，躺了兩個月。

　　盡管我們告訴他他可以保留這張紙幣，這100元是他的了，可是男子走的時候，還是固執地把錢留了下來。我和太太安靜地注視著他的離去，用一種近乎崇拜的眼神。

　　也許，生活可以庸俗地把城市當中的人分為三六九等，但是那一瞬間，我開始相信，誠信作為一種古老的品質，可以讓任何一個人發出天使一樣的光芒，照亮自己也照亮別人的人生。

（楊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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